最美的对视

孙道荣

 (1)她久久凝视着，凝视着。

 (2)站在她面前的，是一个16岁的男孩。与所有这个年龄的男孩子一样，他有着清澈、纯净、稚气未脱的眼睛。他也深情地凝视着她，凝视着她，然后，向她深深地鞠了一躬。

(3)几个月前，他的眼前还一片漆黑。四岁那年，因为一场大病，他失明了，从此，他的世界就漆黑一团。直到三个月前，他获得了一位刚刚去世的老人无偿捐助的一只眼角膜，才得以重见光明。

 (4)那位老人，就是她的母亲。

 (5)她的母亲，被社区追评为“最美的人”。她代表已经去世的母亲，上台领奖。让她没有想到的是，为母亲颁奖的，正是受捐的男孩。

 (6)早在六年前，年已八旬的老母亲，就向子女表达了最后的心愿，在百年之后，将自己的眼角膜无偿捐献给需要的人。对此，儿女都表示赞成，并和老母亲同时做了捐献登记，一家三口身后捐献眼角膜登记表的编号连在了一起，分别是“351、352、353"。这组温暖的数字，就像小时候妈妈牵着她和弟弟的两只小手一样，齐步向前走着，温情、坚定而有力。

(7)随着年龄增长，老母亲的身体每况愈下，尤其是她的眼睛，因为白内障而使视力严重下降，看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。她说服母亲去做白内障手术，这是个小手术，可以恢复不少的视力。可是，老母亲却死活不肯答应。老人说，自己身上的器官都老化了·，没啥用了，只有这眼角膜还行，将来还能够捐给别人，万一做了手术，损坏了眼角膜，那可怎么办?而且，自己也活不了几年了，看不清楚也没什么关系，但保住眼角膜，就可以让别人一辈子都看得见。老人固执己见。最后，还是眼科医生说服了老人，做白内障手术，对眼角膜不会有任何损伤，老母亲这才放心地接受了手术。

 (8)老母亲又生病住院了，这一次，病情凶险。自知时日不多，老母亲心里惦记着的，仍然是捐献眼角膜的事，这可是她这一生最后的愿望。担心自己临终时，可能无法再清晰地表达捐献的意愿；也害怕自己一旦撒手走了，子女悲痛之中也许会忘了这重要的一茬，老人将那张“自愿捐献眼角膜登记卡”，放在了自己的病历本中，好让子女或者医生，在最后时刻，也不忘她的心愿。

 (9)一个静悄悄的凌晨，老母亲安静地走完了一生，溘然长逝。

 (10)她强忍悲痛，第一时间通知了有关部门。眼科医生小心翼翼地取走了老人的眼角膜，那“0.5克的挚爱”。

 (11)老母亲的眼角膜，很快就被移植给了受捐人，为他人点亮了光明。

 (12)在母亲节那天，她发了一条微信：“我知道，有些人正用您的眼睛看着这个从未谋面的世界。说不定哪天，我们的目光在茫茫人海中再相视，我知道，那是您爱的目光。”这是老母亲离开之后的第一个母亲节，她再也不能喊一声“妈妈”了，但她知道，母亲仍在注视着这个世界。

(13)她没有想到，会在这个场合，再一次看到母亲的眼睛。她凝视着，凝视着，热泪盈眶。

(14)男孩也惊喜而羞怯地凝视着她。

(15)两个人的目光，就这样对视，凝视。那是思念的目光，那是充满柔情的爱的交汇，那是我们所见过的最美最亲的对视。

    (选自2014年9月17日《黄山日报》)

胡同里的老头

①小时候我们家胡同里住着一个老头，记得那时候他有六十岁左右，老头很矮，一头蓬乱的头发，身上本来的颜色加上脏物，使他看上去黑极了。老头在村子里特别不受待见，听大人们说，老头是鬼子进村的时候他娘和日本人生的，还叫我们少和老头接触。

②童年的小孩总是不听话的，那时候我们对老头充满了好奇，经常去捉弄老头玩，往老头头发上扔小虫子或是杂草，用木棍去戳老头衣服上的窟窿，还有时候会跟着老头满大街跑。也有时候会跑去老头家里，老头家在胡同的正中间，他家的院墙只有一米多高，大门也被他卸下来当床板用了，只剩下空空的门框；正冲着大门有一棵很大的龙爪槐，要我们好几个人才能为起来，这也是院子里的唯一一件整齐的东西，剩下的全都是老头捡来的破烂了；墙头和墙根都生满了杂草，只有一间屋子，但院子看上去并非很宽敞。

    ③老头有一条尾巴断掉一半的狗，是老头捡破烂的时候捡的。那天老头照常背着一个破编织袋，我们一群小孩一蹦一跳地跟在他后面捉弄他，老头并不理会地捡着他的破烂。在一个柴火垛旁边老头发现了那条狗，那时狗已经是快死的样子了，它蜷缩着身子，身上的毛掉了很多，尾巴上还能看出鲜血，嘴里不断发出“呜呜”的声音。有几个人吓得跑开了，老头过去轻轻的抚摸着它，轻轻得叹了口气，然后从怀里掏出半块黑黑乎乎的馒头掰碎了放在手里拿给狗吃。最后狗缓过来了，老头回来的时候有了个伴。

    ④老头的生活来源有两个：平时捡路上的或者村外面的破烂，还有就是捡村里大家不要的破烂。村里人谁家有了什么没用的东西就丢到街上，到时老头自然就会捡了去。每当老头去街上捡东西时总也少不了我们的影子，我们总会想尽一切办法阻止老头，虽然最后总会被大人们喝斥开来，但总也乐此不疲。

    ⑤为此，我还被老头吓到过。

    ⑥那天老妈吩咐我把我们家的一条旧床单扔掉，我来后刚好看到老头在大街上，于是我叫了几个伙伴出来一块戏弄老头。不出我们所料，我刚把床单扔掉就被老头捡了去了。我们跑到老头跟前说要把东西要回来，床单是我家的就是不给老头，一说这话老头不干了抓住床单就是不放，一见老头这样我们也来劲儿了，和老头抢了起来。我们和老头各拽着床单的一头，想吃了很短的时间，只听见“刺啦”一声，床单被我们扯破了，然后我们就向后倒在了地上，在然后我们都哭了。哭声惊动了大人们，都跑出来看是怎么回事----人们开始了对老头的指责，老头一个人站在大街中央不做声地接受着大家的谩骂，最后我们被大人领回家，只剩下老头一个人站在街上，手里拿着那两截床单。

    ⑦也许老头感觉他是靠大家救济过活的，所以平时老头也会帮村里人做些诸如扫扫胡同之类的事情。因为那时胡同还没铺上水泥，所以下雨的时候格外泥泞，每当这时总会看到老头弯着腰在胡同里一块一块地为行人垫砖铺路，而要出去的人们总会站在自家门口等老头把路铺过来，不时地还埋怨老头几句，说他太慢。雨后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老头铺好的砖挪走，然后等待下一个雨天的来临。下雪的时候，胡同里的积雪自然也是老头来扫了。有老头在胡同里总是很干净。

    ⑧老头是在一个冬天死的。

    ⑨那天早晨，路上的积雪已经很厚了并且还在下着，胡同里没人打扫，在大家的一片埋怨中我就结了几个伙伴去“讨伐”老头。老头的院子里依旧是老样子，因为雪积得很厚所以院子里看起来格外干净；那棵老槐树上也挂满了雪，高处还能看见两个乌鸦的窝。老头躺在床上一动不动，那条狗趴在他旁边嗓子里发出一些低沉的声音。

    ⑩老头的棺材使用那棵老槐树做的，把它埋在了村头的小河旁边，大人们说像他这样的人能有个棺材就不错了。

    ⑪也许是因为没有老头跟我们玩，那个冬天感觉格外漫长。雪化了，老头的狗挺了过来，那天我从老头家门口经过，看到那条狗满满的走到那棵槐树桩旁边，似乎在看什么东西。

    ⑫我走过去，发现从那棵树桩上冒出了新芽。

再见，爸爸

和菜头

    今天父亲下葬。

    电话在周一上午9点打来，我在上班的路上。铃声响起的时候，我知道该来的终于来了。在这一天到来之前，我祈祷过，我幻想过，我甚至在街头尽可能避开一切花圈店、寿衣店。但是没有用，电话在周一上午响起，那不是家人会来电的时间。

    我乘最早一班飞机回到昆明，进了家，父亲已经变成了一张黑白照片。他严肃地看着我，像是在问：为什么又被老师留堂了？在过去十年间，他是客厅里坐在轮椅上的一道背影，无声隐没在电视节目斑斓的光影之中。现在，他成为了某种以蜡烛、青香、鲜花为食的存在，终于转过脸来和我对视。

    父亲生于1937年，属牛，白族。家在怒江地区松柏乡，是家族里第一个大学生。如果不是上大学的话，他会是村寨中一名出色的猎手。他的第一站非常遥远。因为是修物理系核物理专业，他才毕业就被征召入伍，前往新疆戈壁中的核物理研究所。记得他说过，新兵从西安集结出发，坐在闷罐列车里一路西行。没有人告诉他们要去哪里，也没有人告诉他们还有多久。只知道每次下车休息的时候，景色越来越荒凉。最后，竟然举目望去四野无人。父亲说，有一次见到一根电线杆，上面还留有工人的油泥手印。那是进入戈壁之后唯一一次见到有人类活动过的迹象，于是他抱着电线杆失声痛哭。

    父亲从来不是一个坚强的人。

    父亲在三十九岁那年有了我，我是头生子。我出生不久，父亲就把我带去了戈壁，说是不放心母亲带。从此，他和我的足迹走遍大江南北。他到内地哪里，我就跟到哪里。在武汉，在北京，在西安，月台上多了一个抱着孩子的军官，一边肩膀上趴着一个皮猴一样的男孩子，另一边肩膀上挂着他喝奶用的奶粉、煤油炉。父亲回忆说，每次他去买票的时候，就让我在一边守着行李。每次回来的时候，就看见我死死守住行李，对周围叔叔阿姨的逗弄不假辞色，寸步不离，宛若忠狗。

    我见过父亲哭过两次。第一次是我叔父去世，他哭着说自己对弟弟不够好，小时候骗弟弟去晒豆子的席子上，眼睁睁看着叔父跌跤。原因也很简单，他觉得奶奶爱叔叔远甚于爱他。第二次是因为我，在初中的的时候，满身出现紫癜，他以为我受了核辐射，得了白血病。我被送去陆军总医院血检，他站在走廊一角向隅而泣，他以为我不知道，其实我全都看到了。

    他不知道其实我记得，那一天他冲进幼儿园，抱起三岁的我，冲到乌什塔拉小红山基地的四层楼顶，让我看蘑菇云在山那边升起。然后跳进楼里，让我看冲击波到来时疯狂震颤的窗户玻璃。他永远也不会知道，他给予了我对北方最早的记忆。让我在很多年前就相信，我一定会回到北方，再次看见雪花洒落在我的棉袄上。终于有一天，大雪在北京纷纷扬扬撒下。唯一的区别是我身上是自己买的羽绒衫，不是他一针一线为我缝的小棉袄。

    父亲不会知道这一切，我们已经有十年不曾说过话。

我有许多理由不喜欢父亲。我不喜欢他性格中的柔软和悲观，我不喜欢他陷入人生低谷便不再起身，我不喜欢他沉溺于酒精和电视节目，对一切命运的安排逆来顺受，我不喜欢他所有的放弃。我们争吵，我们敌视，我们分开了许久不见，我们再次相逢时无话可说。父亲默许了我的一切胡闹，他强烈地批评了我的每一样人生选择，却在我工作十一年后辞职离开国企做个北漂时不发一言。他沉默如磐石，我变动如流水。而无论是磐石还是流水，从史前的那一刻开始，无论时间之雨如何冲刷，从来寂静无言。

    也许，我的批评是对的，父亲这一生中随波逐流，从未争取过任何改变自己人生的机会。可是，我并不曾如他那样在丛林里做一名猎手，带着猎犬交错出击，追击五十公里直至野猪倒地毙命。所以，我也无法理解一名十九岁的山民突然被运送到戈壁时内心的震撼，对命运的敬畏，以及把返回家乡作为执念的想法。在我们最亲近的时候，他带我踏遍基地周围的山岭，教我认识每一种植物和每一种求生的方法。那是记忆里他最快乐的时光，看着我一个人攀上绝壁，是他最骄傲的时刻。“那是我儿子”，我听见他在山脚下大声对同事说。

    在整整七天里，我没有落过一滴眼泪。我朋友告诉我说，她也曾有过相同的经历---对自己父亲过世没有任何情绪的流露，如同操作一个具体的项目，入土为安，一切得体而妥当。一直到了很久之后，她在北京城里开着车，突然有那么一个时刻，在某个街角，悲伤毫无征兆悄然袭来，一下子把她打得粉碎。她一脚刹车，一个人在车里失声痛哭。

    爸爸，我在等着那个街角。

（摘自《读者》2016年第5期，文章有删改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