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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公众号要推出一期“时代与青年”，小文同学向学校推荐了徐鲁的《怀念一位志愿军老战士》，请你完成文后的学习任务。
怀念一位志愿军老战士
【徐鲁】
很多年没去鄂南嘉鱼县了。前不久，省作家协会安排去嘉鱼采风，我首先想到的就是，这一次，应该有机会看一看多年未见的一位老朋友、老前辈、民间文艺专家谢忠告先生了。不料，一到嘉鱼，县政协的同志就告诉我说，谢老几年前就已经去世了。得知这个消息，我在心里难过了好些日子。
有一个动人的画面，常常在我脑海浮现：狭窄的斗室里，一盏小小的台灯下，数叠高耸的稿件央缝中，一位满头华发的孤身老人，正躬着脊背，全神贯注地校阅着一篇篇稿件。190度宛如酒瓶底般的镜片，几乎是贴在稿纸上了。铁划银钩、字斟句酌、一丝不苟……
这位深情而执着的老人，这位从朝鲜战场上走过来的志愿军老兵，这位从此以后孜孜不倦地从事着群众文化工作的“老文化战士”，就是常年居住在嘉鱼县的谢忠告。我们那时候都称他为“老谢”。
老谢是湖北省民间文艺界出了名的“机智人物”。这得益于他三十多年的民间文化的濡染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湖北各地市的群艺馆和各县文化馆，都接受了采集民间文学“三大集成”的任务。“三大集成”分别是民间故事集成、民间歌谣集成、民间谚语集成。
我当时在与嘉鱼县同属咸宁地区的（后来划归了黄石市）阳新县文化馆工作，自然也全力参与了阳新县“三大集成”的采集和编辑工作。老谢当时是嘉鱼县文化馆副馆长，当嘉鱼县民间文学“三大集成”的主编任务落到了他肩上时，他已是年逾花甲的人了。但他像一个老兵接到了上级命令一样，二话没说，打起背包就下乡去了。
我记得那些年里，有好几次，我去嘉鱼看他，有如“松下问童子”，“云深不知处”一样，文化馆里的人，谁也不知他是在哪一带“打游击”，很难找到他。有一次，好不容易找到了老谢。他给我讲了一些他的趣事，我记忆尤深。
东吴古镇陆溪口，有位民间老艺人叫杨鹏。老谢常常和他结伴采风。两人凑在一起，一对“半瞎子”，两个“老顽童”。
有一天采风归来，天色已晚，老谢想要赶回县城去。杨鹏劝阻说：“回去还不是光棍一条？黑灯瞎火，明天再走吧！”
老谢却摆了摆手，坚持说：“约好了今晚有作者来谈稿子的。”杨鹏只好执手相送。
两个老顽童在夜晚布满泥泞的田埂上边走边谈，兴之所至，禁不住手舞足蹈。但乐极生悲，老谢一步踩空，整个人摔进了水沟里，眼镜没了，头部也摔伤了。杨鹏急着大声喊叫着，摸索了半天，先摸到了一只棉鞋，然后才摸到满身泥浆、满脸是血的老谢。天寒地冻，夜色漆黑。杨鹏赶紧为老友包扎好伤口，老谢套上透湿的棉鞋，磕磕碰碰连夜步行了20多里，总算赶回了县城。
也正是这一次，他收集到了《长毛港》等几个很有价值的民间故事。同志们得知老谢受伤的消息，纷纷前来探望，老谢竟乐乐呵呵地说：“这有什么呢？打从抗美援朝起，我不就是这样泥里雪里、摸着滚着走过来的吗？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。”
按说，快要迈入古稀之年的人了，又是孤身一人，应该坐下来享享清福了。可他偏不服老。有时开会见面，我问他：“尊体近来可好？”他眨巴着眼睛，似乎要咂摸出某种“潜台词”来，笑着说：“托福，托福，昨天没死，就意味着今天还好好活着。”
大半生的基层文化生涯，可谓阅人多矣，受人冷落、遭人白眼的境遇也委实不少。可他又常常为了事业而宠辱皆忘，乐此不疲。为了使三套民间文学集成早日出版，老谢可谓殚精竭虑。
他跟我讲，有一天，他半夜里睡不着，爬起来给当时的县委领导刘书记写了一封长信，诉说出版经费的艰难。刘书记看完老谢恳切的长信，当即批了字，让财政局予以支持。刘书记还拿着他批了字的长信，对老谢说：“老谢，你眼睛不好使，我念给你听听吧。”仅仅这一句话，就把老谢感动得眼眶里噙出了泪水。他拿着批示，恭恭敬敬地给刘书记鞠了一躬。
后来，当三大本厚厚实实、散发着墨香的新书送到全县各界的手上，老谢喜笑颜开。他说，捧着墨香扑鼻的新书，那些耿耿难眠的夜晚，那些鼻青脸肿的摔打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
老谢就是这样一个乐观和大度的人。当他满头华发，背着铺盖，翻山越岭跋涉在嘉鱼乡间时，没有人会想到，这位老同志的工作，还受到过原国家文化部、国家民委的表彰，湖北省首届民间文学“屈原奖”的领奖台上也曾出现过他的身姿。而当他俯身在昏暗的台灯下，铁划银钩地批阅着一篇篇来稿时，没有人会想到，一大批年轻的文学作者已从他编辑的文艺小报《蜜泉》上起飞，像山雀子一样飞向了全省和全国。不用说，老谢就是帮着他们“打过背包”、扶过他们踏上“战马”的人。
这是一位老战士的华发雅歌，是一位“最可爱的人”的黄昏之献。这使我想到，一个人生命的魅力，也正如太阳的光辉，不仅在黎明时是绚丽多彩的，它在正午和黄昏，同样也喷射出迷人的光华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