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.
文人风骨，让我们心驰神往；榜样力量，让我们肃然起敬。我们在记录那些熠熠生辉的群星时，身边的那些凡人也很值得我们去铭记。
“红鼻头 ”书摊
陆建德
①近日收到友人随笔集子《担头看花》，封面上画的是英国一百多年前的一个流动旧书摊，想起自己小时候常去的书摊。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，读故事大都始于六十四开的连环画。我家中外杂书倒是有一些，就缺连环画。出建德村的刀茅巷大门，往南走到庆春街，西拐过珠碧弄弄十几米，就有一个沿街的书摊(其实是书铺，但当年一直叫“书摊儿 ”)。那是专门借阅连环画的地方，不是卖书的。
②摊主个子中等，肤色白皙，背微驼，少发，极瘦，头颈细细的，几乎可以套用初小语文课里的诗句“三根筋挑了一个头 ”。他眼窝深陷，不苟言笑，很少说话，脸上最显眼的部位是白皮肤映衬下发红的鼻子。我们一批小伢儿不知他姓名，也不会对他以叔叔伯伯相称，背后叫他“红鼻头 ”。其实鼻子红大都是厌氧菌感染所致，只要不去求什么号称“祖传”的偏方，涂搽克林霉素凝胶或甲硝唑凝胶即可治愈。
③书摊朝南，店面十平米左右，泥地、天花板并不低矮。一张旧供台，两三条条凳，再加几个小板凳和一张竹榻，差不多就是摊主的全部家当了。“红鼻头 ”没有书架，因陋就简，却把他谋生的工具管理得井井有条：几块缝上了数十个小袋子的蓝布吊挂在墙上，书就插在布袋里，露出书名。墙上还拉几根细麻绳，连环画就像衣服那样“晾 ”在绳子上。还有一个在店西外的人行道上支起来的自制木板架子，等距离钉上几根横木条，摆放着主人的新书，招徕顾客。“红鼻头 ”经常坐在书摊外面的竹子靠背椅子上，观察路人的神情，有时打个招呼。
④“红鼻头 ”的家在哪里，我以前从来没有自问过。他平时晚间大概常睡在他的小铺子里，不然竹榻上怎么会有卷起来的铺盖呢？他有一个女儿，比我大几岁，也在刀茅巷小学读书，放学了就回到书摊，找个角落做功课。她的妈妈，我从未见过。
⑤坐在“红鼻头 ”铺子里看书，一本一分钱。书摊还提供出借的便利，第二天午前归还，每本收两分。借书回家阅读，时间从容，还能与兄弟姐妹或小伙伴共享。书摊制订了一些规矩，可以办理出借手续。除了留下地址，还得保证图书归还时完整无损。误了时间，摊主会根据自制登记册上的信息登门索书（“红鼻头 ”为此来过我家一次）。如果没有读完，可以办理续借，收费更高。五十年代的城市居民中，不识字的人还很多，“红鼻头 ”属于“有文化的 ”那个阶层。
⑥那时多数小朋友零用钱极少，偶尔长辈给一点，一般总是先去买零食或蜜饯之类解馋。单靠这一群体，书摊不一定维持得下去。暑期营业额应该最高，不过书摊也有生意冷落的时 候，尤其是在多雨的季节。那时竹椅搬进屋里了，“红鼻头 ”独自坐着，眼睛依然盯着街上 的行人，还在等待。
⑦第一次去书摊，或许是在读二年级的时候。我小学二年级开始，每天下午去祖父寓所，听他为我读《三国演义》。他坐在紧挨西窗的旧沙发里，一边读，一边解释，我坐在榉木小板凳上听。我似懂非懂，更加想从“ 小书儿 ”的图像上认识刘关张和诸葛亮的模样。书摊就像图书馆，也是个学习的地方，阅读的范围渐渐延伸扩展。偶尔看书入神，忘了时间。一次家里等我吃饭，姐姐在门外高声叫我回家，没听到回音，就赶到书摊找我，果然被她活捉。
⑧《铁道游击队》之类的“ 红色经典 ”也看，兴趣大都集中在他们的装束和肢体语言，比如驳壳枪如何插在腰带上，如何在铁路边等着，跳上飞驰的货车。我家在建德村最东端，隔了一条城河就是沪杭线。我们常去庆春门道 口看火车，专心寻找货车车厢外可以搁脚的踏板，可以拉攀的扶手，甚至梦想能像刘洪、王强那样一跃而上。我们有点失望，相信那时的车厢一定不一样。
⑨书摊连环画里最抢手的，还是《三国演义》《杨家将》《岳飞传》和《隋唐演义》等历史故事。所有连环画中最悲壮的场面，是《杨家将》里的杨业杨老令公撞李陵碑而亡，厚厚的碑体竟折断为两截，可见意志和力量非常人可比。杨老令公儿子里武艺最高强的杨延昭杨六郎，也是小朋友们津津乐道的。《岳飞传》连环画可以和杨家将英雄事迹以及各种衍生故事配套。第一本讲岳飞出生在汤阴一个农家，母亲生下他时黄河决口，地就抱着岳飞坐在一只残破的大瓮里逃命，顺流漂到邻近某县，被人教起，活了下来。小说家的笔法常见于史籍 ， 不必深责。连环画里的断碑和水中破瓮刻在记忆中 ， 就成为事实。
⑩ 大概到了四五年级的时候。对“小书儿 ”不再入迷 ， 但是走过书摊 ， 忍不住会往里面看上一眼。小学毕业那年，书摊关门了，从此再也没有见到过“红鼻头 ”，也有一些关于摊主的传闻，无法证实。
(选自“ 中国作家网 ”，有删改)
